摘 要 为了增强新技术“让文物活起来”的作用力与有效性，我国博物馆应当积极借鉴国内外同行的先进案例，在数字化建设中践行新发展理念，进一步建立以观众认知体验为中心的研发视角以提升文化传播效能，搭建移动互联的众包平台以促进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文物数字化建设，推动文物数据资源开发共享以拓展文化传播渠道与文化消费场景，更好地达成文化资源为社会发展的使命愿景。
关键词 博物馆 数字化 观众体验 文化
1 我国博物馆数字化
建设需注意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次做出重要指示，“让文物活起来”日渐成为文博事业的工作导向。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AR/VR、5G移动互联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发展，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在展示场景上逐步实现了文物信息的可视化传播、原生情境的具象化重构与观展体验的沉浸式营造。虽然技术路线在不断迭代提升，但许多博物馆在数字化技术应用及发展理念上仍面临一些问题。
1.1 数字化技术开发着重于信息的单向展示，观众体验及文化传播效度有待提升
博物馆工作的核心是对文物所蕴含丰富价值的研究与传承，这一点不能因技术而改变。苏东海先生曾指出，技术只是方法，而不是目的，要警惕技术主义[1]。但近年来，由于博物馆事业的快速发展、自身专业人才匮乏等原因，部分博物馆存在陈列展览制作中过度依赖展陈公司的现象。这些公司通过大量使用多媒体等高成本辅助展具设施以确保利润空间[2]。在此背景下，博物馆的多媒体技术应用普遍采用以文物呈现为主体的高清投影、全息成像、“观众触摸—屏幕反馈”等单向的传播模式，缺乏对观众兴趣的主体性激发与认知建构特点的关照。当展览过分依赖于声、光、电等技术，易让观众眼花缭乱、注意力全部集中于视觉特效，出现技术喧宾夺主的现象，从而影响展品文物魅力的展现与价值信息的传递。有研究表明，人认知事物最底层的作用机制是“隐喻”（相似性）和“转喻”（相关性）[3]。若无法建立新科技设备所传达的文物信息与观众自身相似或相关的人、事、物的认知联系时，则无法激发他们进一步浏览与探究多媒体的兴趣，利用科技使文物所承载信息活化的使命也无从实现。
1.2 数字化建设支持仅依靠政府单一主体，文物数据开发的动力不足
我国博物馆行业各项业务工作的推进主要依靠政府提供财政资金、人力与技术保障，存在支持力量过于单一的问题。国有博物馆资金主要有四部分来源：一是本级财政预算；二是财政部每年下达的中央补助地方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三是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可获得中央财政的专项经费（目前全国范围内只有11家）；四是其他专项资金[4]。因涉及藏品管理、展览展示、观众服务等多个层面，博物馆数字化耗费的资金量较大，但我国大多数博物馆仍处于资金吃紧的现状。作为非营利组织，博物馆受限的资金与紧缺的人力极大阻碍了庞大数量的藏品与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开发与利用。
1.3 数字化资源的利用趋于保守，文物资源的社会与经济效益有待挖掘
博物馆的公共性是其作为非盈利机构的核心属性，而将其收藏的文物数字资源信息进行在线展示与利用成为公共信息民主化的重要一环。目前，博物馆文物数字资源开放已经成为行业的大趋势。许多世界知名的博物馆机构都相继加入了由知识共享组织（Creative Commons）发起的“CC0无权利保留协议”（Creative Commons Zero），即放弃对于作品或藏品的著作权财产权利，公众可任意下载艺术品图片而不用支付版权费。一些博物馆公开的文物数据资源数量如下：美国史密森尼博物学院（450万张图像）、荷兰国立博物馆（60万张）、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49万张）、卢浮宫博物馆（48万张）、洛杉矶盖蒂博物馆（16万张）、台北故宫博物院（7万张）等。与国际同行相比，我国博物馆在文物数字资源开放共享方面的力度有待增强。据统计，在“十三五”期间，我国共公开346万件可移动文物数据信息，仅占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数量的3.2%。不同场馆依据自身文物数据资源所创建的云展览、数据库、云课堂等公共文化产品及衍生的文化产业商品在数量与质量上存在较大差别，文物资源的社会与经济效益有待进一步挖掘。
2 国内外博物馆数字化
建设的创新案例及启发
2.1 以先进交互技术塑造观众的个性化体验
2.1.1 以视觉与语音识别技术构建观众与文物的关联与对话
美国博物馆学会（AAM）发布的《2015年美国博物馆发展趋势》一文中指出，在后工业化时代产生的“民众个性化”趋势，将在个性化商品的生产、个性化内容的过滤、个性化体验的创造三个领域表现出来。未来的观众希望博物馆的产品、传播和体验能够根据他们的兴趣和需求量身定制[5]。一些海外博物馆已经开始利用大数据收集分析、人工智能、移动互联、室内GPS定位系统等手段，根据用户画像和档案，开发智能推荐引擎，使博物馆资源与观众需求精准匹配，在参观路线、展品推荐、知识获取、语音导览、深度研究等多方面提供分众化与个性化的服务，帮助观众建立属于自己的收藏库，开辟个性化的学习路径，为观众定制博物馆体验。例如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Gallery one交互系统[6]包含“做个鬼脸”功能，可通过面部识别软件，将观众的表情与馆藏文物图像进行匹配；而“摆个姿势”功能是屏幕上呈现一个馆藏雕塑，并请观众模仿该姿势（见图1），程序内置的骨骼匹配软件通过Kinect感应器对观众模仿姿势进行完成度打分。观众可以把模仿动作的图片分享发送给好友，或者看看其他人的图片。
美国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的达利博物馆使用基于AI的尖端技术，创造了“Dali Lives”体验，采用机器学习让达利神秘“复活”。观者通过屏幕得以跨越时空，直接与艺术家本人对话（见图2）。作为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和超过1 000小时的机器学习产品，这个“以假乱真”的达利可以与客人互动，分享他的生活故事，聊聊天气等。“真实达利”人工智能系统分析了超过6 000帧的达利，学习了他的身体动作和习惯。该技术成功构建了“提问—回答”等直观的双向传播模式，让文物的创作者本人现身，启发与回应观众的思考与需求。
2.1.2 以“亲历者”视角激发观众的主体性探索
李德庚指出，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文化的影响下，民众的自我意识也在不断成长，会对权威教化模式产生反感，追逐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新技术应协助展览“用亲历者的视角去叙事”[9]，为观众搭建一个与文物本体、展厅环境、历史人物和背后故事产生直接交互与对话的空间。在爱尔兰移民博物馆（EPIC）互动式展览中，观众在屏幕上选定自己的祖国，从而定制其要看的内容。通过不同的选择，观众被引导着一步步走向不同的移民历史故事。这种个性化设计为观众提供更多代入式的任务或活动，使其“自选”文物故事的内容和结果，以移情式体验获得自己与文物的个人关联，从而加深对文物本体背景与历史信息的认知与理解，进一步强化了博物馆的理念：爱尔兰人迁徙的故事就是参观者自己的故事。
荷兰莫瑞泰斯美术馆联合设计机构Capitola开发了一款名为“Rembrandt Reality”的APP。通过这个程序，观众将走入《尼古拉斯·杜尔博士的解剖学课》这幅画，前往现场观看一群外科医生完成解剖课（见图3）。为了使观众的体验感更为真实，美术馆特意邀请专业演员来扮演画中的角色，并对画中的服饰、道具、布景、光线等进行了完美还原[10]。观众由此从观看者转换为亲历者的视角，仿佛走入故事之中。APP通过数次扫描与建模，才诞生了这个360度的解剖室空间。有几个“点”被特地标记了出来，这些是第一眼无法看到的具体细节，用户可以通过放大更深入地探究。它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双向关系，增强了藏品的体验感与吸引力。
2.1.3 多人互动功能满足观众的社交体验
随着互联网3.0时代的到来，移动互联网上的互动、分享和参与成为当今信息化发展的特点。据携程网发布的2021年上半年文博游大数据显示，在该平台博物馆预订人群中，90后及00后的年轻人群已成为第二大主体，占比之和达37%，仅次于80后的41%。主打Z世代（1995—2009年间出生的人群）互联网社交App“Soul”的CFO指出，Z世代非常注重共同体验。他们希望在线上可以快速沉浸到一个社交游乐园里，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玩[12]。高小燕指出，应引导观众完成互动与分享的需求，通过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传播模式中的互动、共享和参与实践活动，实现文化遗产信息与价值的“二次传播”，从而持续扩大和深化其传播的广度和深度[13]。因此，博物馆数字化应当关注观众在技术体验中与同伴的互动需求。
在2021年国际博物馆日期间，南开大学博物馆团队借助移动式VR头盔、AR沙盘、MR混合现实设备营造出大空间、多人、自由的协作式交互体验，把北京故宫、云冈石窟、南越王墓等不可移动文物与遗产现场都“搬”进了校园[14]。参与者可以进入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中游览，亲眼目睹墓葬的复杂结构，并借助手柄拿起墓中的文物进行观察。而以“飞夺泸定桥”为场景的多人协同交互项目在报名通知推出半小时内就已经预约满员。体验者们一同化身“飞夺泸定桥”的英勇战士，重回战火纷飞的年代，在枪林弹雨中俯身攀爬铁索，在夜色灰蒙中英勇杀敌（见图4）。
2.2 利用“互联网+”邀请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数字化建设
2.2.1 工作众包
博物馆智慧化的前提是数字化。通过5G等移动互联网技术，博物馆可以把自身藏品的基本信息及图片发布到一个开源平台上，征集有一定文博专业基础的不同地域的志愿者，以网络形式协助完成词条录入、图像分类、数据编目等文物数字化的工作。2013年，大英博物馆联合有关机构发起了“MicroPasts”——一个基于互联网众包模式的研究项目。该项目以分布式协作方式，将历史研究人员、博物馆志愿者以及感兴趣的民众等多股力量聚合在一起，开展历史、考古、文化遗产等领域的研究[16]。在此背景下，数千名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志愿者参与到馆藏文物的数字化加工工作中：对30 000张手写的藏品编目检索卡片进行数字化录入；对5 787张文物照片开展3D建模前的预处理[17]。此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等机构也在该众包平台上发布了自己的科研项目。截至2023年2月，全世界有3 996名志愿者参与项目，该平台完成有关史前史、埃及考古学、近东考古学、近代史等领域的319个项目，共计159 630个任务[18]。
2.2.2 知识众创
随着互联网及移动物联网的发展，社会已经进入了知识爆炸和知识民主的时代。正如简·基德所指出，博物馆应妥善利用资源及权利，主动地、合法合规地将专业知识向大众传播，鼓励用户创造内容和大众叙事，例如：数字档案积累，社会性博物馆中的交互，具有移情作用的博物馆在线游戏和混搭博物馆[19]。维基百科（Wikipedia）授权公民阐述和组织其自身对于世界的理解，未来智慧化博物馆也应当充分开放对于文物数字资源的阐释权利，引导公众自发成为发掘、研究博物馆文物知识资源的终身学习者。因为古代文献著录不足等原因，文物的研究还面临很多缺环与空白，学界也存在着有争议的观点。博物馆不妨授权跨学科、多视角的受众书写自己对于文物的理解，甚至为博物馆的展品重新命名、重新制作标签，激发群众以多元声音填补学术领域的信息盲点，以更好地迫近历史真相。
2.2.3 资金众筹
依托“互联网+”进行博物馆专项工作资金的社会众筹，是邀请公众一起去发现、保护与激活传统文化生机的一种可持续方式。例如腾讯与敦煌研究院合作，于2018年开启“数字供养人”H5公益项目，精选30余幅敦煌壁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场景和网络热词，用户出资0.9元就可成为敦煌石窟的数字供养人。项目启动一年间，超过24万供养人为莫高窟第55窟的修复计划捐赠了190万元善款。2021年1月，花呗推出一项针对文物保护的公益计划——“花呗文物守护计划”。网友在“支付宝”上参与修复互动游戏就可获得“文物守护人”身份，与此同时，支付宝公益基金会将以用户名义捐赠一笔修复资金。为此，支付宝首批投入1 000万元用于支持文物修复。该计划上线5个月以来，已有超1 400万网友参与敦煌遗书的修复守护。用户也可选择捐出花呗金，花呗将以1:9进行配捐，加速文物修复过程，参与捐赠的用户名将通过蚂蚁链区块链技术，被文物所在博物馆永久保存[20]。据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2月，已有6 800万人参与文物守护计划。
2.3 搭建文化展示新空间，扩展文化传播新渠道
2.3.1 搭建国际网络文化展示空间，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由中国丝绸博物馆发起，敦煌研究院、福建博物院及海外的大英博物馆、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等18个国家40余家机构共建的“丝绸之路数字博物馆”（简称丝路数博，英文为Silk Road Online Museum，SROM）于2021年6月18日正式上线。网站分为数字藏品、数字展览、数字知识和云上策展4个版块。“丝路数博”致力于开展丝绸之路相关博物馆的交流与合作，打破实体藏品与博物馆的线下空间局限，实现线上资源互通和共享，弘扬丝绸之路精神。该网站已汇集丝路主题古代文物1 700余件，国内外博物馆举办的丝路主题数字化展览62个[21]。该网站搭建了中英双语的数字文物展览平台，可面向全球博物馆提供一站式浏览、检索与展示服务。不同国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通过共享跨地域的文物数字资源进行在线策展，使文明传承与交流传播的过程得到多元的阐释与不同视角的碰撞，是提升丝路精神国际影响力与传播力的有益尝试（见图5）。
2.3.2 让文物数字资源融入“元宇宙”创建，扩展线上文化传播新渠道
疫情加速了艺术世界向虚拟世界的迁徙，人们希望通过创造一种镜像的补偿，来弥补在现实生活中的缺失[23]。将文物、博物馆建筑等数据在云端进行数字克隆、融入游戏等“元宇宙”世界的创建是疫情时代向出行受限的公众推广与传播文物的新渠道。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馆长米哈伊尔·皮奥特罗夫斯基在第二届“文化+科技”国际论坛中指出，该馆不仅尝试使用非同质化代币（NFT）这种全新版权模式标记独特的文物复制品，还在建造云端艾尔米塔什，即实体博物馆的复制版本[24]。2020年初，作为150周年庆祝活动之一，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特意为日本任天堂公司旗下的社交养成类游戏《集合啦！动物森友会》玩家提供了约40.6万件虚拟展品，使文物与观众在线上“重逢”。此外，由加州蒙特雷湾水族馆工作人员策展，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化石专家埃米莉·格拉斯利讲解，两家因疫情无限期关闭的博物馆在该游戏中开启了线上博物馆之旅，逐一介绍其中的化石展品，并面向网友直播。目前已有美国盖蒂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西班牙提森博物馆、台北故宫等一批世界知名博物馆，将馆藏文物的图片资源向游戏玩家开放。来自世界各地的3 300万名玩家在游戏中通过设计属于自己的博物馆，化身为收藏家与策展人。此外，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还与月活玩家超过6 600万的科幻游戏《和平精英》展开联动，甄选博物馆中的代表珍藏，在游戏场景中复原博物馆及其相关珍贵藏品（见图6）。用户在虚拟世界邀请好友一起参观、评论与鉴定文物藏品的过程中，无形扩大了现实世界各大博物馆的潜在观众群体，提升了文物的知名度与文化知识的传播范围。
3 关于我国博物馆
数字化建设的建议
2022年5月，中央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十四五”时期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工作提供了指导和遵循。为实现《意见》提出的主要目标，笔者对新时代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工作有以下建议。
3.1 以观众认知体验为中心，深化人机交互研究，提升文化传播效能
电子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博物馆馆长赵轲表示，博物馆的技术实践要以观众为核心，其中包括对各类群体的技术关爱和人文关爱，用人的温度替补技术产生的鸿沟。同时，博物馆不必追求技术高精尖，更不能用技术填充内容，而要实现技术的可控使用[26]。
因此数字化技术研发要贯彻“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适用”为原则，目标是增强文化遗产的传播力、吸引力与影响力。一方面，应创新数字内容供给，进一步聚焦信息传播特点，从观众的既有认知出发，除叙述物质文化发展史与政治史以外，通过挖掘文物及背后的人（制造者、使用者、传承者、修复者）在地域、行为、经历、态度等与观众相关或相似的人格化信息，构建物与人的认知关联。在数字媒体的叙事中加入“亲历者”视角，引导观者开展主体性探索，在交互中体验“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意义和作用，塑造与文物主体同时空的共情触动与内省体验。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在人机交互领域的应用，通过语音识别、机器视觉、人工神经网络等技术，即时捕捉观众的声音、表情、动作及思想，实现观众对文化数字内容需求的实时感知、分析和预测，深度学习知识图谱技术，将对应的文物资源进行有效提取、组合与转译，将中华文明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等精神标识以可视化、个性化、趣味化、互动化方式加以呈现，更好地实现“物—人”对话与“人—人”交流，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理解、传播与分享。
3.2 搭建移动互联的众包平台，促进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文物数字化建设
传承是文物保护利用的核心要义。只有让更多的公众了解文物、关心文物，自觉地开展文物保护、文物研究，让文物真正活在公众心中，才能更好地实现文物传承的目标。曾任美国圣克鲁兹艺术与历史博物馆执行馆长的妮娜·西蒙将博物馆定义为“观众能围绕其内容进行创作、分享并与他人交流的场所”[27]。这就强调博物馆需要改变过去的理念与运营方式，让观众从展览的旁观者与文创产品的消费者，自觉转化为博物馆机构的建设者、文物内涵的阐释者与中华文明的传播者，并促成新的社会意义与文化共识的生成。
具体来说，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搭建博物馆事业工作协作平台。通过工作众包、知识众创、资金众筹等方式，激发政府、企业、高校、民间等社会力量在智力、资金、技术资源上的参与。可根据博物馆数字化工作的不同特点，按照员工、高校科研工作者、志愿者、热心网友等角色定制不同权限，发布数据录入、程序开发、创意设计、说明牌撰写等相关任务，以项目分包形式解决博物馆在智力、资金、技术方面资源不足的问题，更好地完成博物馆在数字化建设、知识传播与保护利用的任务。此外，通过对说明牌撰写等数据的收集分析，博物馆还可以了解观众的认知需求与兴趣点，以此完善与扩展相关展览阐释，实现对自身业务工作的迭代提升。
3.3 推动文物数据资源开发共享，拓展文化传播渠道与文化消费场景
首先，在与国外文博机构的合作中，应进一步加强数字资源领域的开放共享，通过单边与多边的合作框架机制，统筹不同国家藏品的数字资源，以文明交流互鉴为主题，搭建更系统、更全面、多语种的文物阐释与数字体验线上空间，以文物生动诠释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不断拓展中华文化传播的渠道与边界，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其次，应逐步探索包含文物在内的中华文化数据库[28]资源的开放内容与范围，鼓励个人、公司和政府将文物数据用于自身发展、产品创新与社会治理。推动博物馆本体空间及文物数字资源有序、合规、适度地融入元宇宙世界创建，通过与境内外企业及公众的合作，推进文物数字资源在网络视听、在线演艺、游戏动漫等数字文化消费新场景中的应用与创新，让文物信息触达更多博物馆“非观众”群体，助力文化产业提质升级。
此外，还应积极探索将文物数据资源开发所取得的收入用于博物馆事业发展及人员绩效奖励的分配办法，增强博物馆文化资源开发的可持续性与内生动力，使文物真正贡献于自主学习、社区活动和大众创业，最大程度发挥社会价值，使之成为社会共享、全民可用的发展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