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博物院杂志微信公众号
导 读
20世纪50年代苏联博物馆学文献被大量译介至国内，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苏联博物馆制度和模式的译介（1950—1952）、苏联博物馆技术的译介（1953—1956）、苏联博物馆学全面译介（1957—1959）。译介的文献类型包括专著，法规、文件与报告，论文，陈列计划，资讯；文献主题涉及地志博物馆、藏品管理、陈列展览、群众工作、博物馆介绍五个方面。这一时期我国博物馆界自上而下地展开对苏联博物馆学的接受，在此过程中也注意到将苏联博物馆经验与自身实际情况结合。
对中国而言，博物馆属舶来品。译介活动从一开始便参与到中国博物馆学史的构建当中。纵观中国博物馆学史，中外两种因素交互其中，一是国人对博物馆的认识与思考，一是国外博物馆观念的引入与移植。两者共同塑造着中国博物馆学的面貌。在外来博物馆思想引入中，译介发挥着消除语言壁垒的作用，而后续对译介成果的接受及实践转化，则体现出译介介入现实的力量，也影响了中国博物馆史的书写。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苏联博物馆学译介问题尚无专门研究，因此，本研究在博物馆史层面，展示了这一时期博物馆样貌形成背后博物馆界对外来博物馆理论的接受过程；同时检视了中国博物馆学形成过程中的外来基因及其作用机制。
一
20世纪50年代苏联博物馆学
文献在中国译介的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选择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时，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苏，向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直接请教党和国家建设经验，其中涉及文化教育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中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吸收苏联新的文化作为我们建设新中国的指针，是中国人民目前的迫切任务”。这奠定了向苏联学习的政策方针。而“苏联是比中国早三十年就开始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也为苏联向中国传输经验提供了可能。
中国博物馆界学习苏联博物馆经验便是在此种背景下展开的。1950年6月，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主任王冶秋致函北京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要求与苏联有关博物馆建立联系，学习苏联经验。除致函、访问、留学等交流形式外，对苏联博物馆学文献的译介也成为获取苏联博物馆经验的重要途径。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交恶，两国学术交流冷却，自《文物》1960年第1期刊发译文《布拉格民族博物馆的考古陈列》后，再鲜有苏联博物馆学译文问世。对苏联博物馆学文献的译介集中于20世纪50年代。可见，选择20世纪50年代作为研究时段并非为了“取整”，而是在苏联博物馆学文献的译介问题上，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单元。
二
20世纪50年代苏联博物馆学
文献汉译的类型
1. 专著
这一时期翻译苏联博物馆学专著6部，包括《博物馆藏品科学编目法》《博物馆藏品的管理》《苏联博物馆学基础》《莫斯科历史与建设博物馆》《博物馆藏品的保管与修复》《博物馆陈列的组织与技术》，出版时间集中于1957年至1959年，其中5部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2. 法规、文件与报告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组织翻译苏联1950年出版的具有工作经验总结性质的地志博物馆文件五种：《关于地志博物馆科学研究、搜集、陈列与文化教育工作基本条例》《地志博物馆的陈列方法——苏维埃时期之部》《地志博物馆苏维埃时期材料的搜集工作》《地志博物馆的陈列方法——革命前之部》《地志博物馆的陈列方法——自然之部》，印发全国各地文博机构学习参考。
此外，还译有《改善地方志博物馆的工作》等文件和法规。
3. 论文
这一时期翻译的苏联博物馆学论文主要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和《博物馆译丛》。此外，仅《博物馆工作宣传资料（第一辑）》载译文1篇，且转载自《文物参考资料》。
《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起更名为《文物》）在20世纪50年代，除去《博物馆陈列的组织与技术》《博物馆藏品的保管与修复》两部专著的连载内容外，还刊发苏联博物馆学译文30余篇，地志博物馆建设、苏联博物馆介绍两个方面文章占比较高，此外译文还涉及博物馆教育、宣传、志愿者、观众等主题。
《博物馆译丛》共出版3辑，刊发苏联博物馆学论文17篇。
4. 陈列计划
《博物馆译丛》收录5篇苏联博物馆陈列计划：《高尔基省地志博物馆主题陈列计划（历史之部）》《高尔基省地志博物馆陈列结构（自然之部）》《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博物馆主题陈列计划（社会主义经济文化之部）》《杰出的集体农庄科学家T·C·马尔采夫制定的土壤耕作的新方法——苏联库尔干省地志博物馆主题陈列计划》《“苏联是各权利平等的民族的兄弟联盟”陈列室设计》。所谓陈列计划类似于陈列大纲，此类文献的译介是对论著的补充，以案例形式为中国博物馆陈列计划编制提供参考。
5. 资讯编译
20世纪50年代，苏联博物馆资讯的编译在国外博物馆资讯编译中占据较高比重。《文物参考资料》创刊伊始便设有“国外图博介绍”栏目，介绍苏联青年博物馆、莫斯科红军博物馆、苏联革命博物馆、斯大林故居、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苏联科学院的研究所和博物院、托尔斯泰博物馆等，以及苏联博物馆举办的重要展览与活动。该栏目后更名为“国外图博文物工作介绍”“国外图博文物简讯”“国外简讯”等。1952年起“国外简讯”为不定期栏目，对国外资讯编译量减少，但也译介了一些较为重要的苏联博物馆资料。
此外，《博物馆译丛》1958年第1辑也设置了“世界博物馆动态”栏目。
三
20世纪50年代汉译苏联博物
馆学文献的主题
这一时期译介的苏联博物馆学文献在主题上较为集中，地志博物馆相关文献占比最大，其次为博物馆藏品管理、博物馆陈列展览、博物馆宣传与教育、苏联博物馆介绍。该时期翻译的《苏联博物馆学基础》分为六章，涉及四个主题：博物馆及其特征、博物馆藏品管理、博物馆的陈列工作、博物馆的群众工作。这也反映出该时期博物馆学文献的基本主题。
第一，地志博物馆主题。该主题译介文献数量最多，包括苏联地志博物馆文件5种、其他相关文件和报告及多篇论文。该时期选译的苏联博物馆学文献多与地志博物馆主题交织，形成交叉性的子主题，更可见地志博物馆主题在这一时期文献中的地位。
第二，藏品管理主题。译著有《博物馆藏品科学编目法》《博物馆藏品的管理》《博物馆藏品的保管与修复》3部，论文还涉及藏品征集、特定藏品的管理。
第三，博物馆陈列展览主题。译著1部《博物馆陈列的组织与技术》，陈列计划5篇。该主题论文多与地志博物馆相关，另有一篇介绍了博物馆的流动展览。
第四，博物馆群众工作主题。可分为三个子主题：第一，博物馆观众；第二，博物馆教育；第三，博物馆宣传工作。
第五，苏联博物馆介绍主题。译著1部《莫斯科历史与建设博物馆》；论文多篇，内容多为对苏联博物馆宏观情况与某一类型博物馆的具体介绍。
四
20世纪50年代苏联博物馆
学文献汉译的三个阶段
理论上，学术译介作为学术交流的一种方式，弥合了读者与原作之间的语言差异，实现了思想和学术的传播。而20世纪50年代苏联博物馆学译介并非一种单纯的学术行为，较多受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即译介以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为标准，这成为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接受中的一环，某种意义上苏联博物馆学文献的译介史也是意识形态史的组成部分。此时，译介本身便已成为接受的一环。十年间随着两国关系的变化，译介活动可分为三个阶段。
1. 苏联博物馆制度和模式的译介（1950—1952）
1950—1952年译介文献类型以论文和文件为主，论文均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文献主题在1950年主要为苏联博物馆介绍，后续苏联地志博物馆译文逐渐增多；文件的翻译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
这一时期对文件类文献及地志博物馆主题的偏好体现出对苏联博物馆制度和地志博物馆模式的学习。地志博物馆既是一套陈列体系，又是苏维埃博物馆学的具体化：“倾向性明显，主题现实，内容在政治上是敏锐的，并具有高度的思想理论水平，整个陈列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的基础之上的。”这也正符合新中国博物馆的意识形态和模式选择，具有强烈的除旧布新的意义。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一九五零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一九五一年计划要点》和《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更是在官方层面上确认了对苏联博物馆制度和模式的接受。
2. 苏联博物馆技术的译介（1953—1956）
这一阶段中国博物馆领域更关注对苏联博物馆技术层面的学习，具体表现为《博物馆陈列的组织与技术》和《博物馆藏品的保管与修复》两部苏联博物馆学著作在《文物参考资料》上的连载，陈列设计和藏品管理均属博物馆中技术性较强的业务活动，其译介适应了当时中国博物馆工作的现实需要。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选定安徽、山东、河南、甘肃四省建立标准的地志博物馆。从上一阶段对地志博物馆的筹划转向这一阶段的实际建设，技术的运用在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是在博物馆技术的支持下，到1957年，除青海、西藏两地外，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了博物馆，文化部门领导的博物馆有73个，其中地志博物馆有31个。
3. 苏联博物馆学全面译介（1957—1959）
基于《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的制定和当时国际关系的变化，博物馆学学科建设在政策的引导下逐步深入，对苏联博物馆学文献译介更为系统全面的同时，对苏联博物馆学的态度也逐渐从“以苏为师”转向“以苏为鉴”，对国外经验“须考虑具体条件，结合本馆特点，创造性地运用”。
《博物馆译丛》3辑和苏联博物馆学译著6部的出版代表着这一阶段苏联博物馆学文献译介的高峰。专门译丛的出现表明对苏联及国外博物馆学译介活动本身的重视，译著的集中出版说明博物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系统性受到关注，尤其《苏联博物馆学基础》的译介更是将苏联博物馆学的整体逻辑体系呈现给国内博物馆界，拓宽了中国博物馆界的理论视野。
五
20世纪50年代中国博物馆
界对苏联博物馆学的接受
1. 对苏联博物馆学理论的接受
苏联博物馆事业和博物馆学是“牢固地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上”，这构成了中国对其接受的意识形态基础，苏联对博物馆特征的认识以及研究、收藏、保管、陈列、群众工作的若干方法也在此基础上被接受，进而指导我国明确博物馆的基本性质、任务和发展方向，形成“博物馆是文化教育机构、是科学研究机构、也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的收藏所”这一重要认识。
对苏联博物馆学理论的接受既形成了观念上的成果，也以学术专著的形态呈现，傅振伦在编著《博物馆学概论》的过程中接受与吸取了这一时期大量的苏联博物馆学译介成果。
2. 实践领域对苏联博物馆学的接受
20世纪50年代中国博物馆在实践领域广泛地接受了苏联博物馆学，中国博物馆具体工作的诸多方面和环节受其影响，形成不同以往的崭新面貌。第一为藏品征集。第二为群众工作。第三为组织机构。第四为地志博物馆建设。
3. 20世纪50年代中国博物馆界对苏联博物馆学接受的特点
第一，从上自下的接受。20世纪50年代对苏联博物馆学的译介有着强烈的官方背景，同时也从上至下地不断推动对苏联博物馆经验的接受和学习。
第二，对苏联博物馆经验的接受与自身实际情况相结合。在学习苏联过程中有“教条主义的生搬硬套苏联博物馆方针与工作方法的倾向”，而更多地还是考虑到苏联经验与自身实际情况的结合。
20世纪50年代我国博物馆界对苏联博物馆学文献译介的接受是即时的。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再无对苏联博物馆学文献的翻译。对于苏联博物馆学的态度也发生了极大转变：一些人将之归为“修正主义”，大肆批判，并要求肃清。也有人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苏联博物馆学。
改革开放以来，20世纪50年代苏联博物馆学文献译介的长尾效应有所显现，这一时期的译文被研究者更多作为史料引用。
六
结语
对中国而言，博物馆学在不断本土化、扎根中国的同时，其发展的各个阶段无时不在吸收来自域外的学术成果和经验，而译介就是传输养分的脐带。中国博物馆学在发展中也生成了极强的包容性：中外博物馆学因素的不断交织，遂成传统与脉络，以至成为当今的样貌。
和其他阶段相比，20世纪50年代对苏联博物馆学文献译介的数量和系统性都是空前绝后的，且对中国博物馆理论和实践均产生深远影响，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在制度上，引入了以三部一室、学术委员会等为代表的行之有效的体制，推进了中国博物馆的制度构建和模式的新旧转换；第二，在理论上，引入了一套完整的博物馆学体系，奠定了当时中国博物馆学科学化的理论基础，并引领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的融合；第三，在技术上，引入了关于陈列设计、藏品保管等方面成熟而先进的工作经验，加速了当时中国博物馆的建设。时至今日，中国博物馆的理论与实践中仍留有那一时期苏联博物馆学的烙印。
随着近代博物馆现象走出西欧，扩展至全球，博物馆学也在世界各地发展开来，但由于各地社会现实和博物馆情况的差异，博物馆学表现出多样性。这也构成了对话的必要与可能，译介活动在中国与世界的学术对话中仍十分重要。我们也应当输出中国博物馆学话语，与世界分享中国博物馆界的智慧。
